分类归档：行业新闻

国务院设立21个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养老工作以后怎么干

来源：新京报

新京报讯（记者 马瑾倩）中国政府网消息，今天（8月5日），国务院同意建立养老服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民政部、发改委、人社部、医保局等21个中央单位参加联席会议。

按照这一制度安排，联席会议未来要统筹协调全国养老服务工作，研究解决养老服务工作重大问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向新京报记者表示，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是养老工作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将提高养老工作效率。

21个中央单位参加，解决养老服务工作重大问题

联席会议由民政部牵头，共21个中央单位参加。包括民政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应急部、人民银行、国资委、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统计局、医保局、银保监会、扶贫办等。

国务院公布的联席会议成员名单显示，召集人为民政部部长黄树贤，成员包括发改委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科技部副部长、工信部副部长等成员单位的副部级领导干部。

“21个部门单位共同组成联席会议，可见养老事业覆盖面之广泛。”汪玉凯认为，如果涉及政府部门没有形成一个充分协调的工作机制，可能会降低养老事业效率，导致我国一些相关政策优势难以发挥。

联席会议，将起到联合各单位集中研究部署养老工作的制度优势。对于联席会议的职责，国办明确，联席会议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统筹协调全国养老服务工作，研究解决养老服务工作重大问题，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研究审议拟出台的养老服务法规和重要政策，拟订推动养老服务发展的年度重点工作计划;部署实施养老服务改革创新重点事项，督促检查养老服务有关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加强各地区、各部门信息沟通和相互协作，及时总结工作成效，推广先进做法和经验。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民政部。按照制度安排，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的同志主持。专题研究特定事项时，可邀请其他相关部门和单位以及专家参加。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印发各成员单位及有关方面贯彻落实，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落实情况定期报告联席会议。联席会议办公室可根据工作需要，组织成员单位开展联合调研，对养老服务工作进行指导。

同时，国务院要求，养老服务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深入研究养老服务发展有关问题，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或提出政策建议。

专家：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制度创新是当务之急

养老工作的制度创新，面对的就是不断加深的老龄化形势。汪玉凯表示，当前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龄人口占比不断提升。据有关专家预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接近5亿，将占总人口35%左右。

增加老龄人口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包括，我国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办公室近日发布数据，中国2018年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7岁。

汪玉凯认为，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变化，“两个年轻人照顾四个老人”成为常态，家庭养老已难以负担，社会养老将成为必然趋势。

由于我国家庭养老传统，以及养老业设施服务发展相对较晚，缺乏相关经验。随着我国社会养老事业需求不断增加，无论对于养老观念或是相关制度，都将带来更大挑战。

汪玉凯认为，在此背景下，改善养老工作，不仅仅是单一的养老机制或者资金问题。通过制度创新，提升老百姓对于养老工作满意度，对政府来讲成为当务之急。因而，国家最高层的养老联席会议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养老还是一个涉及健康、医疗、护理等内容的朝阳产业，需要各方面联手合作，才有可能把关乎上亿人口的事情做好。”汪玉凯说。

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见习编辑 李国君 校对 吴兴发

江苏省全面取消养老机构审批制

来源：新华日报

市场需求巨大 外卖“养老餐”离满足需求有多远？

来源：工人日报

作者：黄仕强

前不久，全国老龄办进行了一次调查，其中超过四成的受访老年人对“养老餐”表现出需求欲望，这个比例高居调查表上所列养老服务项目之首。事实上，老年人的餐桌问题一直是国内养老领域关注的重点，餐饮也成为我国养老领域供给缺口最大的服务项目之一。

随着养老餐饮服务需求者人数上升，“养老餐”这一市场正在扩张，尤其是一些外卖平台加入其中，开始在养老市场中发力。

餐饮企业纷纷入局

“从五六年前开始，就已经有餐饮企业将目光投向了国内养老市场，与一些街道社区合作推出了老年人专属的餐饮服务。而近两三年，外卖平台也加入阵营，让养老餐开始步入手机端。”有国内养老业资深人士向记者介绍。

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全聚德、永和大王、和合谷、真功夫、金百万、丽华快餐、吉野家、嘉和一品等知名餐饮连锁企业都提出或已经推出了针对老年餐饮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而像饿了么等外卖平台也早已开始向养老市场渗透。

记者获悉，之所以餐饮企业会纷纷入局养老餐市场，最大的原因就是国内巨大的老年市场。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截止到2018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2.5亿。面对如此庞大的人群基数，他们的餐桌内容自然成为了餐饮企业觊觎的商机。

“互联网应用场景的广泛推进，为养老餐的输出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途径。”丽华快餐相关负责人就谈到，“现在用智能手机进行消费的老年人群逐步增多，外卖平台推出养老餐也是应市而生。”

需求多但尝试者少

市场大，抢滩者多，但外卖养老餐最核心的还是需要更多的老年人消费才足以支撑。那么，外卖养老餐的受众反响如何？

家住重庆渝中区菜袁路的张大妈就对外卖养老餐非常推崇。她告诉记者，每天她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照顾老伴儿，不可能经常用轮椅推着老伴儿去菜市场，所以常常被买菜吃饭问题困扰。“现在就方便多了，哪怕是有一天无法去买菜，用手机一点，饭菜就能送上门，免去了很多麻烦。”张大妈说，她还把这些外卖平台推荐给很多的老姐妹，大家的反馈都是不错。

记者了解到，国内一些知名外卖平台最近都在与重庆主城多个区域的养老服务中心洽谈，考虑利用平台的便捷性来丰富老年人的餐桌内容，让外卖养老餐受惠于更多老年人。“不管是老年人，还是我们机构，对于养老餐的需求欲望还是很强烈。”某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

不过，虽然渴望者数量不少，但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尝试者数量并没有达到餐饮企业的预期值。一家外卖平台的工作人员就告诉记者，每天从他们平台送出的养老餐与预期的数量相距甚远。

一些家中有老人的上班族对于外卖养老餐就表现出不信任。从事办公室文员工作的梁音梦说，“老年人吃得比较简单，但更看重健康，而外卖平台上的养老餐是否能达到老年人饮食健康标准，还只能打一个问号。其次，外卖平台送餐时间的长短也不适合老年人，尤其是送餐高峰期时段，一个外卖员要送多个地方，一旦时间长了，送来的养老餐凉了，反而还会影响老年人的肠胃。”

记者注意到，前不久广州市出台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方案》《长者助餐配餐服务指引》等文件，已经关注到外卖养老餐运送时间这个问题，文件中明确要求在市中心城区步行10分钟至15分钟范围、外围城区20分钟至25分钟范围建设助餐配餐服务网络。

但是，仅仅是规定时间，对于外卖养老餐的吸引力还不足以提升多少，正如业内专家强调，外卖养老餐需要食药监、人社、卫计、交通等多部门合力去规范、推动、运营，才能进一步壮大市场。

混业运营打开新思路

“养老餐的外卖市场看似巨大，但起码目前还没有盈利。”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养老餐如何真正吸引大量老年人消费，从而解决盈利难题，是目前这个市场的入局者急需破局的瓶颈。

业内人士表示，他们通过调查发现，外卖平台上的养老餐价格大致控制在13元～15元之间，事实上这个价格商户的利润空间不大，再加上平台还要收取部分管理费用，使得经营养老餐的商家很难盈利，这也使得想要把外卖养老餐做大做久难度不小。据了解，有的餐饮企业或者商家，已经受盈利瓶颈所困，开始放弃扩展相关服务的规模，甚至前期入局的也有撤离市场的打算。

对于养老餐盈利难问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学者佟劲松提出，“混业运营或许能够破局。”他谈到，比起薄利多销，混业运营可以摊薄经营压力，同时也可以成为养老服务的一个新思路。“老年人的刚需不是单一的餐饮，而是组合起来的多种服务。相比养老餐盈利空间较小，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的盈利空间却很大。与其只是在餐饮上发力，不如把餐饮变为打包服务中的一个选项，或许，更能得到老年人的欢迎。”

记者也注意到，某些外卖平台已经尝试这样去做，一方面以提供送餐服务为主，另一方面为老年人提供更多日常生活所需的商品，有的还正在开发“居家照护”“住院陪护”“关节康复”“偏瘫康复”等更多的居家养老服务，从而形成合力之势。

老年人需求是多样的，这也为老年餐的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空间。

 

上海长宁：加快构建“优质+均衡”养老服务体系

来源：手机中国网

家住新泾六村的赵阿姨最近改变了一项生活习惯，原先热衷到大医院排队做检查的她，现在经常到位于北渔路84号的北新泾街道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量血压、做日常检查。虽然这里的建筑面积只有1000余平方米，但一走进大门，几座花箱隔离出的小花园和户外走廊摆放的四分类垃圾箱，都让这座运营刚满一年的社区为老服务中心充满生活气息。

2018年，长宁区居民的平均期望寿命达到了85.49岁，高出上海居民平均期望寿命1.86岁。对地处上海中心城区长宁来说，如何让每一位老人安度晚年，在为老服务方面使“寸土”发挥出“寸金”的价值，着实需要动一番脑筋。

养老布局规划先行

长宁区位于上海中心城区西部，区域面积37.19平方公里，户籍人口58.1万，实有人口77.3万。截至2018年底，全区10个街镇的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达21.37万人，占户籍人口总数36.9%，是全国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区之一。

为积极应对区域人口深度老龄化的形势，长宁区早在2008年就启动系列探索，在全国率先推出“幸福养老指标体系”。长宁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加强顶层设计，在推进国际精品城区建设中统筹规划布局，于2017年制定了《长宁区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将各类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规划中，为养老服务设施预留建设用地。在此基础上，当年底，长宁入选第二批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区以及全国智慧应用示范基地。

2018年，长宁又马不停蹄在上海率先出台《养老“优质+均衡”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将养老放到了与教育、卫生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民政部对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的考评中以第一名获评优秀地区。

随着对养老政策体系探索的不断深化，2019年，长宁着手对专项规划进行完善，以规划为引领，根据区域内老年人口分布情况进优化养老设施布局，力争2020年前新增养老床位1100余张、新增护理床位1964张，累计建成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37家、长者照护之家12家，养老床位6234张，逐步形成长宁“东、中、西均衡布局”、兜底需求与多样化需求并存、民营资本与政府投入互补的优质均衡发展格局。

多方位政策夯实养老体系

长宁区一直善于将产业发展与城市公共管理相结合，在养老服务方面，同样注重机构、社区养老融合发展。长宁区民政局局长章维介绍，2018年以来，长宁相继制定出台了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及运营管理等13个区级政策，支持养老机构服务向社区延伸，鼓励“物业+养老”服务模式率先在长宁系统化发展，同时采用多手段推进养老人才队伍建设。

近年来，长宁区委、区政府及区民政局等部门积极协调区内国企，盘活30处闲置资源用于建设各类养老设施，市场活力得以进一步激发。据悉，目前长宁区所有公办养老机构和60%民办养老机构均开展了日托、助餐、助浴、助医等延伸服务。30余家嵌入式养老设施通过支持物业公司等社会力量，利用社区闲置用房改造小型养老服务设施，提供养老顾问、喘息式养老、助餐、助医、助急、助行、助浴、电梯加装咨询、惠老家园等一体化、一站式服务。

在人才培育方面，长宁区于2018年制定出台《长宁区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意见》，设立养老领军人才队伍专项资金，并在上海率先开设全额补贴的养老人才大专班和中专班，为1家新建养老实训基地、4家新建培训机构提供奖补激励。预计到2020年，平均每年为1000人次提供各类养老人才培训，全区社区居家护理人员将增加52%。

今年，长宁发布了《关于提升长宁区老年助餐服务水平的实施意见》，除对低保、低收入老年人分别给予4元和2元的助餐补贴外，还对在助餐点、长者食堂使用敬老卡就餐或送餐的本区户籍老人提供每天补贴1餐、每餐补贴1元的优待，扩大老年助餐的市场化供给，满足社区老年人个性化、高品质的助餐需求，力争让助餐服务饭更香、情更浓。

构建“15分钟为老服务圈”

为应对中心城区资源紧张、老年人口密度高、居家养老需求普遍等情况，近年来，长宁区已在每个街镇建设1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2家或以上长者照护之家。此外，每4-5个居委会还拥有1处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每个居委会均建成1座标准化老年活动室。

截至目前，全区共有各类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616个，其中综合为老服务中心7个、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22家、长者照护之家13家、睦邻点323个、助餐点54个、社区护理站及老年活动室等其它服务设施197个。华阳路街道已率先试点社区嵌入式养老，积极探索社区老年人原居安养模式。今年年内，长宁每个街镇还将至少新增1家老年助餐点，基本形成“街镇综合服务圈—社区托养服务圈—居民区活动圈—邻里互助圈—居家生活圈”这一“五圈合一”的15分钟为老服务圈。

根据《长宁区养老设施布局专项规划（2014－2020）》要求，近年来长宁区深入推进“放管服”，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养老设施建设，协调区内国企盘活30处闲置资源用于建设各类养老设施，并推动机构、社区养老融合发展，机构资源向社区延伸，全区所有公办养老机构和60%的民办养老机构均开展了日托、助餐、助浴、助医等延伸服务。与此同时，长宁以推进家庭养老床位试点为契机，积极探索“居室——小区——街区”的适老化改造新模式。2012年以来，政府已出资为1258户低保、低收入老年家庭进行适老性或无障碍改造；2018年，选取7个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小区，因地制宜进行休闲空间增设、无障碍通道、加装电梯改造，北新泾街道、新泾镇还同时开展了适老性街区改造试点。同时，长宁区以适老化改造为基础，积极开展家庭养老床位市级试点工作，探索把专业养老服务“搬”回家的新型模式。

引入社会化服务，构建养老特色品牌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业。在不断迈向老龄化的上海，如何培育好养老产业这片蓝海市场，财力投入、方案设计和社会化服务缺一不可。因此，近年来，长宁区鼓励扶持一批新建养老机构以委托管理方式提升服务管理水平，在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等设施运作中打造“申宁苑”这一品牌，通过公建民营等方式与专业机构合作，优化日常运营和功能拓展。

在此基础上，长宁区国企率先进行技术和管理转型，探索“物业+养老”创新服务。时任上海新长宁慧生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金秀介绍，随着上海人口深度老龄化速度加快，传统以提供物业管理和房屋维修为主的物业公司面临迫切的转型需要。

新长宁集团便于2016年6月组建上海新长宁慧生活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研发慧·居家——居家服务助老人“原居养老”、慧·助餐——助餐服务解老人“吃饭难”、慧·照料——长者之家护老人“喘息式养老”、慧·改家——适老改造让老人居住“无障碍”、慧·加美——电梯加装圆“悬空”老人“电梯梦”、慧·家园——设施共享建“惠老家园”等六大特色品牌，构建“物业+养老”创新服务模式。这一新模式一经问世就得到居民普遍认同，2016年6月至2018年7月，“新长宁慧生活”APP用户已达9万人。

作为全国首个“互联网+生活性服务企业”创新实验区，长宁区还通过配套政策吸引了包括华燕房盟、晨讯科技、颐家、夕悦、福寿康、联通、东软熙康、友康等一批“互联网养老企业”入驻，从养老大数据智慧平台建设、老年活动室功能优化、失智老人及家庭支持、困难老人智能居家安全及慢病管理、低龄老人牵手高龄老人互助等多个领域丰富养老服务的多元化、专业化和社会化供给，不断满足社区老年人个性化养老服务需求。

盘活数据资源，助推智慧养老

在北新泾街道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二楼的“康养驿站”引入了多款智能检测设备，可以精确检测采集老人体重、血压、血氧、骨密度等体质数据，还能够在长宁区健康大数据管理平台上进行综合分析。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支撑智慧养老，结合三甲医院专科医生的远程问诊，社区老人不出街道范围，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预警—检查—问诊—康复”的医养结合信息化照护。

长宁是全国较早打破部门壁垒，率先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护理站、居家养老服务站等“三站一体”社区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的城区。2019年上半年，全区已累计为1万余人次的老年人提供多元康护服务。其中，5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创新设立了“康养驿站”，依托区内13家医疗机构，开展中医“治未病”的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在此基础上，全区65岁以上老年人家庭医生服务签约率已超过85%。

到底何为“康养驿站”？长宁区民政局介绍，社区康养驿站融合多款智能设备，包括检测身高、体重、人体成分、血压、血氧、骨密度等项目的大数据平台，居民可以通过社区“健康小屋”自主选择体检项目，包括自助健康检测、健康档案建立、慢病筛查等。相关检测数据还可同步至民政智慧养老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为政府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为进一步提高居民获得感，除常规监测项目外，长宁居民还能定期享受大型设备的疾病筛查，包括移动超声、远程心电、眼底筛查、动脉硬化等疾病检查。“康养驿站”通过设备、平台和服务综合提高居民健康意识，提升街镇服务能力，打造健康养老、幸福养老的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与此同时，在智慧养老大数据平台支持下，长宁区针对养老服务“问不清”、“找不到”的现象，以智慧养老大数据平台为依托，在全区9街1镇实现社区养老顾问全覆盖。11个顾问点的73位养老顾问员通过大数据支撑，为全区近40万老年人提供政策咨询、资源链接、智能顾问等服务。还建立全区统一的养老服务呼叫中心，为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主动关爱、社区为老志愿服务、便民服务、“一键通”及24小时紧急援助等服务。

构建认知症友好社区，95后社工也来了

2018年起，长宁在新华、华阳等5个街道开展认知症友好社区建设试点工作，以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上海颐家养老服务中心等机构作为项目承接单位，通过在社区建立“记忆家——社区认知症家庭支持中心”的方式，探索形成分层分级的认知症全链条服务模式。

谷东雪是一位95后新生代认知症家庭顾问。平时她主要在驻点在“尽美·虹桥记忆家”，服务周边社区的认知症患者家庭，侧重为长者开展非药物性的干预训练。小谷说，认知症家庭的情况相对特殊和复杂，有时的确会感到辛苦，“但更多时候，我收获的是一份份特殊的温暖与感动。”

最近让小谷深有感触的，是68岁的罗叔叔和他的爱人邵阿姨。罗叔叔是一名患有认知症的长者，2015年他被诊断为血管性认知症，由妻子邵阿姨照顾。第一次上门为老罗做评估后，小谷回到社区卫生中心，并向前辈们请教心得。之后每周，小谷都会定期到罗叔叔家，为他展开干预训练。

“我们做的干预活动和游戏并不是以完成或者满分为目的，而是为了让患者得到锻炼，完成不了也没关系。”在这样的理念和信念支撑下，老罗的情况有了明显好转。最明显的一次转变是，小谷带着他完成一次干预训练的游戏后，老罗很高兴，说了一句“麻烦你了”，而不再是往常的那句“谢谢，再见”。“当时我跟邵阿姨都好高兴，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有了意义。”她说，接下来的时间里，自己会带着这份感动和使命感，继续服务更多的认知症家庭，为老人们带去更多生活的希望和转变。

2018年6月以来，在上海市精卫中心、市疾控中心专家的指导下，长宁区选取了三个试点街道约2.4万名老人进行了三种不同方式的认知症筛查摸底。在江苏路街道对约1.7万名老人开展了全面筛查，在华阳路街道从辖区21个居委会中确定5000名户籍老人作为筛查对象，在虹桥街道借助社区医生和健康档案，对1900多名老人进行初筛和评估。下一步，长宁将与市民政局和专业机构合作，从基本建设要求、全程服务要求、友好环境建设要求、保障机制等6个方面提出认知症友好社区建设标准，为更好推进认知症友好社区建设打下扎实基础。

 

备战老龄化按下“加速键”养老一体化长三角这么干

来源：浙江新闻

嘉善县姚庄镇社会福利养老服务中心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长三角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长三角三省一市老年人口共4416万，占总户籍人口的20.79%，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江苏、浙江老龄化程度位列全国前六。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发布报告显示，预计到2035年，长三角三省一市老年人口将增至7500万，达到常住人口的33%。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三省一市备战老龄化按下了“加速键”。长三角养老一体化有何新进展？未来，三省一市将如何打破区域养老服务壁垒，实现养老资源共建共享？7月25日至27日，第七届浙江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三省一市专家围绕“长三角养老一体化”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异地养老成新时尚

近年来，去浙江养老已经成为不少上海老年人的养老新选择。“嘉善区位优势明显，高铁、高速公路往来上海便利，养老机构的价格也比上海便宜。”一位前来参加博览会的嘉善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嘉善已有几家养老机构住进了上海老人，如位于西塘景区的嘉善县保利安平和熹会老年公寓，50%以上的老年人来自上海。

“异地养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旅居式的短期异地养老，另一种是跟随子女迁至异地、到社区或养老机构中长期养老。”上海市养老服务行业协会会长徐启华告诉记者，如今上海等大中城市的老年群体已不满足于在家门口养老，而是寻求去临近地区选择旅居、康养等新型养老模式。目前，长三角地区29个城市已实现医保“一卡通”，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在上海市二、三级主要医疗机构和江苏省、浙江省所有设区市实现全覆盖，异地养老的老人成为直接受益者。

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有29.4%的上海老人表示会“短期异地养老”，2.2%表示会“终身异地养老”。

台州椒江裕民老年公寓启用

共建养老服务标准

如何保证老年人跨区域养老的服务质量、排除异地养老风险？共建一套相对统一的、能互认互通的服务标准和监管体系，成为长三角养老一体化面临的一大难题。

今年6月，这一难题迎来了解决方案。6月12日举行的长三角养老一体化高峰论坛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民政部门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江苏苏州市、南通市，浙江嘉兴市、湖州市，安徽省芜湖市、池州市及上海市的11个区成为区域养老一体化首批试点，共同探索建立养老共建对接合作机制。

“根据合作备忘录，三省一市将探索养老机构管理、养老服务等方面共建统一标准。”省民政厅社会福利与老年服务处处长陈建义告诉记者，在养老机构统一管理方面，三省一市将在条件允许的区域范围统筹养老服务资源，建立养老服务机构异地处罚及时通报、区域范围内养老机构黑名单制度及养老机构诚信系统；在认知症照护方面，三省将依托上海认知症社区筛查标准、认知症养老机构入住评估标准、认知症照护专业培训，整体提升养老服务认知症照护专业能力；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正在探索建立长三角区域互认的养老机构院长从业资质认定机制，推进建立长三角互认的护理员评价及资格互认，加强护理人员的培训协作。

据了解，目前，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三地正在探索“养老机构服务与管理”标准以及“老年照护评估”标准互认互通，待条件成熟时，将逐步推广至整个长三角地区。

一个名为“东阳戏迷演出队”的微信群友们相约来到东阳市南马镇花园老年公寓进行义演

统筹规划产业布局

如今，越来越多的养老机构在为本地、本省的老年人提供优质养老服务的同时，瞄准了异地老人的养老需求。这给长三角养老一体化提出了新问题：政府该如何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统筹规划区域养老产业布局，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推进区域养老服务产业发展？

近几年，浙江不断发挥市场在养老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养老服务市场化领跑全国，营商环境位居全国前列。目前，全省2000多家养老机构民办占比60%，床位数民办占比63%。公办养老机构实现公建民营的占比51.9%，乡镇（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要求全部交由专业机构运营。在本届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浙江的一系列举措引来三省一市专家点赞：25日，省民政厅发布浙江省养老服务机构拟公建民营项目、大中型养老服务组织名单；26日，省民政厅做起了“月老”，举办浙江养老服务机构公建民营项目推介会。

“浙江民政部门为公办养老服务机构与养老服务专业组织搭建对接平台，对各地养老服务企业进入浙江养老市场进行有效指引的同时，加强了本地养老服务品牌的宣传推广。”长三角养老协会联合体秘书长冯建光说，浙江这一做法值得借鉴，长三角地区目前正在探索统筹规划区域养老产业布局，制定区域内产业资本和品牌市场指引，孵化规模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机构等方式，促进区域养老资源共享、激发养老市场活力。

老人盗窃案引发检察官深入案件背后反思老人心理关爱问题

来源：检察日报

一起奇特的老人盗窃案，引发检察官深入案件背后反思老人心理关爱问题，老人涉案“不为财”。

来源：红动中国

退休国企职工老袁，儿女事业有成，他却在老伴去世后屡屡行窃。不久前，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了一起不同寻常的老年人盗窃案。

老人行窃十几年不为求财

2018年夏天，年近九旬的老袁在铁路上海虹桥站盗窃火车站商铺内的行李箱后，竟若无其事地将偷窃来的行李箱带到厕所，丝毫没有怕被发现的恐惧感。在实施盗窃行为被公安机关抓获后，老袁反应平淡，甚至不以为然。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一部检察官黄卉接手了这起案件。黄卉在翻阅老袁的资料时发现，老人从2006年开始第一次盗窃，随后隔几年就有一次盗窃行为。为此，老人曾经多次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2010年，被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以盗窃罪判处管制；2018年，又因盗窃被上海市徐汇区法院宣告缓刑。

令黄卉感到非常困惑的是，老袁儿女双全，衣食无忧，又是有退休工资的国企职工，没有盗窃的动因。老袁多次盗窃的场所都是公共场所，人流量比较密集。而且，盗窃的物品并不固定，有名贵的手工编织的波斯挂毯，有知名品牌女装，等等。最令人不解的是，在盗窃之后，老人通常不会把盗窃的东西带回家，基本上偷完以后就扔掉了。

盗窃发生在老伴去世之后

俗话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恨”。当然，更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罪犯。

黄卉注意到，老袁的老伴已于十多年前去世。自老伴走后，老袁便独自居住，而老袁的子女也因为忙于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不能经常陪伴老袁，这让老袁本就郁结难解的心里备感孤寂，不久便出现了性格上的改变。

老袁的邻居也反映，现在的老袁要么经常会与邻居争吵，要么就索性不与任何人交流。性格愈来愈孤僻。

在提审老袁时，黄卉注意到，他回答问题比较简单，记忆力特别差，而且整个人的情绪都不高。鉴于这种情况，检察机关把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做补充侦查，同时要求公安机关对老袁的刑事责任能力做司法鉴定。

经过精神科就诊、头颅CT扫描，发现老袁的脑部有多发性脑梗塞，有脑白质变性，医学上认为他属于中度的混合性痴呆。鉴定人给出的专业鉴定结果是老袁患有血管型的痴呆。

同时，证明他在案发时以及现在都处于疾病期。也就是说，老袁案发时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目前也没有受审能力，检察机关依法没有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老龄化社会阵痛不容忽视

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年人历尽沧桑，阅历丰富，为什么有些人老了反而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呢？

有犯罪心理学家分析，在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下，子女成家后与父母分开居住已成为常态，致使许多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孤独寂寞、单调乏味，极易滋生不健康的心理，进而可能引发犯罪。而孤寡老人虽然衣食无忧，但因为长期孤独，心理上自然形成阴影，他们或由于缺乏子女的重视而进行一些伤害他人人身财产的犯罪行为。

截至2015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的人口数达到2.12亿，占总人口数的14.9%。这意味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结构的迅速形成，也诱发了诸多与老年人有关的社会问题。老年人犯罪率虽低，近年来却一直保持增长，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剧，老年人口增多，逐渐成为不能忽视的社会现象。

通过分析，黄卉归纳了几种老年人犯罪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

首先，老年人犯罪体现在一个社会适应方面。老年人在退休以后的生活方式会发生转变，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会发生改变，比如从原来有职务的到现在没有职务，这些东西或多或少都会对老年人的心理带来一定的影响。

其次是家庭关系方面，老年人跟子女的关系、跟配偶的关系，都会影响到他的心理。比如，老年丧偶或者丧子，家庭当中出现了重大的变故，都会对他的心理形成一定的影响。从他的家庭关系以及社会地位，包括这些转变，这种改变上的不适应，可能会导致老年人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人格上的转变。有犯罪心理学家统计认为，随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子女跟老年人分开住是一个趋势，在现在这种情况下，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在老年人独自居住这种情况下，生活各方面自理能力肯定不如年轻的时候，这种情况也极易对他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三，在老年人缺乏调节能力的情况下，或者在子女没有关心到位的情况下，就极易引发这样的犯罪行为。

第四，有可能有一些老年人犯罪是因为患有一定的疾病，比如本案中的老袁，就是因为患有老年痴呆，实际上他对自己的盗窃行为是没有什么意识的。

对于这种情况，黄卉在痛心之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从家庭方面来说，对于子女来说就是要多关心父母，不管工作有多忙，需要子女常回家看看。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子女可能在物质上的关心比较多，但是在精神上的关心比较少。黄卉表示，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更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陪伴。从社会层面上来看，对于老年人还是要结合全社会的力量。尤其是我们现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把老年人的事情做好，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走向老龄化社会，是一种难以摆脱的阵痛。如何预防这一系列悲剧的发生，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谢文英）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危重症救治中心主任陈玮

不能让“社会疏离感”围困老人

一个人进入老年期，生理、心理都发生很大变化。老年人生理上的变化，主要表现有：身体衰退，感官功能降低，耳聋眼花，反应迟钝。由于其体力、思维能力的减弱，老人参与社会活动的范围和深度日益缩小和减弱，容易形成一些怪癖，往往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固执、偏狭、幼稚、神经质、多疑。表现出与社会明显不适应性，将自己引向歧途，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西方许多犯罪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老年人犯罪原因进行过研究，有的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心理衰退过程的作用使老年人心理上无法承受孤独感、失落感，不甘心自己成为多余的人；有的从生理学角度出发，认为老年人犯罪具有精神病犯罪的特点；有的认为老年人人格异常，邪僻成性，或离家出走，到处游荡，奸淫或猥亵幼女；有的则认为老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是酗酒；有的认为老年人犯罪是由于进入老年期后人际关系狭小、纠葛和紧张积累起来所造成的恶果，有的认为由于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监督减少，老年人犯罪也就随之而增多，从表面形式上看，老年人仍然与社会有着一定的联系，还生活在社会之中，但实际上由于老年人不再或者很少从事社会活动，与社会的接触相对减少，因而社会对老年人的监督也相应地减少，导致老年人犯罪增多，等等。

综合以上情况，在预防老年人犯罪方面，我有几点建议：

首先，动员全社会关心尊重老人，不使他们产生严重的失落感

其次，家庭医生定期上门动态掌握老人的身体状况，及时和子女沟通

第三，应建立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规政策体系，建立健全老年人维权工作体系和网络

第四，加强对老年人进行思想引导，积极安排他们进行各种力所能及的活动，同时对老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应列为犯罪学研究的重要新课题之一。

北京市人大代表、首钢矿山街道居委会党委书记兼主任安丽娟

丰富社区活动让老人找到快乐

看了这个案例之后我感到很揪心。

北京市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相伴而来的是各项老龄化问题，其中老年人犯罪就是问题之一。

近年来，我一直参与北京市养老调研。

目前北京市60岁以上老人350万左右。在几百万老人中，有10%左右有业务职称的，被返聘到企业或社会组织中；有5%左右的人弹琴、读书等；20%左右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各项会议和文体活动；还有近70%的老人在家里看孩子、收拾家务等。他们中间，有些老人生活比较困难。特别是老伴去世后生活更加艰难。这些老人精神文化缺失，生活方式单一。

我从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了解到，从2014年到2019年，五年间年满六十周岁的老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的，大概有120多件，犯罪类型包括：诈骗、盗窃、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故意杀人和强奸。

结合社区工作实际，我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强化全社会对老年人的关心和爱护。

首先，加大老年人法治和道德教育加强对老年人的法治教育。我国已经颁布了大量法律法规，老年人也应该不断学法、更新法律知识。

其次，重视老年人精神赡养，关爱老人，让老人有尊严地生活。很多家庭认为保证老人有吃有喝就行了，却忽视了老年人也需要被尊重。

第三，不断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体系。对失能、失智、失独的空巢老人的生活保障认真调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第四，广泛开展有益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文化活动，搭建交流展示平台，形成规模性、经常性的活动。

第五，发挥老年人作用，树立典型。我们社区发掘孝亲敬老、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互助的“最美家庭”200余户，营造了促进家庭美德建设的良好氛围。

第六，提倡发挥老年人的专长优势，从事力所能及之事，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

第七，坚持打击与保护并重，依法稳妥地处理老年人犯罪案件。尽量运用刑事和解机制，能不捕的尽量不捕，能不诉的尽量不诉，能适用缓刑的尽量适用缓刑。

第八，司法机关要做好老年罪犯的教育改造和安置帮教工作。针对老年人的性格特点和行为习惯，改造机关要采取宽容耐心的态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逐步使老年人认识到自己的法律和道德错误，争取早日重归社会。另外更要加强对老年犯释放后的安置帮教工作。

来源：检察日报

你知道老年照护师吗？宁波有30人拿到“国家认证”

来源：浙江新闻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

对于照护家里的老人，很多人都会想到请保姆或护工，可是随着高龄、失能、空巢老年人数量和比例正逐年大幅度增加，对养老服务需求急剧增加，日常照护式的护理方式已远不能满足养老需求，需要大量具有医学专业技能的护理人员做为支撑。

记者了解到，截至2018年底，宁波全市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人已达151.3万人，全市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达21.8万人。预计2020年和2025年，全市8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人数将分别达到30万人、40万人。

“给老人一个家，不是一张床一间房。”近日，宁波首批30名由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颁发的老年照护师，在宁大附院拿到了“国家认证”。

2018年，宁大附院成为全国首批12家老年医疗照护培训基地之一。此次培训班的启动，意味着宁大附院老年医疗照护培训基地正式启用，宁波老年医疗照护师的培训上升到全国的“坐标系”。

区别于执业护士和传统养老护理员，培训班的首期医养结合照护师，是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或因身心疾病致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人，提供生活照顾兼顾疾病护理服务，通过医学基础知识和专业的照护技能，最大限度提高被照护者的生活质量。

培训班为期3个月，培训课程有理论讲授、技能操作、临床实践三部分组成，共有33名学员参加了培训。最终，30名学员通过了笔试、操作考核，获得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颁发的“老年照护师”证书，成为宁波市首批持证上岗的专业老年照护师。

老年照护师宋夏说，经过老年照护知识技能培训，学习了老人居家环境的生活照料、急救知识、专业技能等多项基础理论，掌握了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专业照护技能，还提高了职业素质和对人文关怀的理解水平。

北京将探索养老驿站有序进出

来源：北京商报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进入平稳增长期，北京的养老驿站市场开始出现分化，经营不善与人气渐热的两极化情况同时存在，部分初期跟风进场的业外资本已开始面临是否退场的抉择。就此，7月21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北京市民政局独家获悉，除了本市实施的各项养老驿站鼓励、扶持、补贴政策外，北京也将研究这类养老服务设施退出的相关办法，引导驿站有序进出，当不适合的企业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退出时，让更专业的经营商入局，逐步提高北京养老驿站的连锁化率和专业水平。据透露，该项政策有望年内出台。

养老驿站作为北京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中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引发各界投资者关注，不少创业人士及业外资本都将养老驿站当作入局北京养老市场的跳板。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北京已公示的养老驿站已有779家，其中有半数左右分布在农村地区，另外五成则主要面向北京城镇社区、街道中居住的老年人。

“此前，不少人对于养老驿站一直秉持着非常乐观的态度，巨大的市场需求容量，以及鼓励力度颇高的扶持政策，让一些业外企业有了想要借此一试市场水温的意愿。”有养老企业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虽然有一些企业或创业者凭借着自己的理解，在驿站中推出了一些创新的服务形式，甚至打造了一些“网红”驿站，但其中确实存在一定供需错位的情况，有的经营方在还未摸清附近居住老年人核心需求甚至连老年人基本信息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就急于开展一些有噱头的服务，经营效果适得其反。因此，目前北京除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驿站投资运营外，也确实急需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推动不适合这一行业的资本有序退出市场。

现阶段，北京对于养老驿站主要采取一次性建设+流量补贴的资金扶持措施，并在用房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倾斜，“目前全市已公示的驿站中，有70%以上的场地都是由政府无偿提供的”。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而有的连锁驿站企业仅财政资金补贴就能拿到上百万元。

但仍有业内人士坦言，从去年开始，普遍有很多机构表示出现了“钱紧”情况，流动资金压缩明显，人员等各项成本急剧上升。“从行业特点来说，经营养老服务机构绝不是一个能快速回本或者短时间内能形成规模利润的行业，这意味着，做各种类型的机构，都需要企业拥有一定的资金实力。”中国老龄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直言，驿站、照料中心这样相对小型甚至没有长住床位的设施，提供的服务主要都是面向周边普通居民的，均价又不能过高，需要靠积攒人气、提供高专业化的供给，以及增加连锁化率等形式获利，经营难度确实较大。 不过，包括党俊武在内，多位专家都直言，驿站经营难度虽高却并不等于无法盈利。

“目前，市内确实已有一些企业开始摸索出适合自己的驿站经营模式，通过提供更专业的打包服务等形式在开业后几年内就稳固了一批消费群体，实现了动态盈亏平衡甚至略有盈利。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连锁化率摊薄成本后，这些驿站就在市场中站稳了脚跟，而那些盲目跟风者则被加速淘汰出局。”上述企业负责人表示。

加快完善养老体系“第三支柱” 银行、保险、基金“三箭齐发”

来源：上海金融报    编辑：东方财富网

编者按：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提高，人民群众的养老需求日益增长。当前，以政府主导并负责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以及由政府倡导并由企业自主发展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二支柱”)已建立较长时间，发展进入相对平衡期，但从体量和替代率等指标看仍存在诸多不足。为应对和破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匹配难题，国家层面近日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组合拳”，意在补齐第三支柱“短板”，完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值得关注的是，银行、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正摩拳擦掌，希望通过多样化的产品丰富第三支柱“篮子”，优化养老保障“三支柱”结构。